在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中，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总是有的，因此，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上，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上，在一切国家机关的会议上和日常活动中，都要充分地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
该制度以斯堪的纳半岛的国家为典型代表，因此也被称为斯堪的纳维亚式的行政监察专员制度。其首要职责是给予(平民)帮助以对抗执政官，从而保护平民不受最高官员治权的侵害。
同时，该法第22条第4款规定，代表视察时只是有权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但不直接处理问题。[96] 应该说，在我国监察制度改革方案中，监察机关的职责和功能的定位是清晰的，但问题在于，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秩序中，如何妥适地定位监察权并处理监察委和权力机关以及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可以确定的是，在2018年修宪之前，宪法文本中不存在设立监察委的条款，而要依监察制度改革方案把监察委创设为新的国家机构，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其常委会都无权用授权方式赋予其合法性。费希特就明确地指出，有一种制度尽管被称为监察委员，但却更类似于罗马的保民官职，以绝对的、消极的权力来对抗行政权之绝对的、积极的权力。(二)保民官及其行政监督 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历来是罗马史上最突出的问题。第三，中国社会主义监察权是一种独特的监察权。
20世纪80年代以后，监察专员制度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展开。在我国，于本世纪初，即有学者建议借鉴西方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制度，在各级人大中设置监察专员制度。如何化解社会革命的需求与五四宪法确立的法律秩序之间的矛盾，五四宪法本身并没有给出答案。
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判断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已然标榜史册，同这一判断相匹配的法学理论却尚付阙如。因此，无论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质上都指向法律意义上的主权专政。所以，在为期五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共同纲领》就被五四宪法所取代。例外状态或者革命成功都属于实然状态，而规范状态是应然状态。
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第二种转型范式是说，所谓的国家(state)就是一种状态(state)，自然状态就是自然形成的国家，法律状态就是人造的法治国。
相应地，解决矛盾的办法不再是阶级革命和斗争，而是社会改革，以及为了适应和促进社会变革而应及时做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早在1938年，毛泽东提出党内法规概念时就曾指出：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人民代表如何在转型中发挥作用，这需要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转型法治的逻辑结构，这一结构包括四个必要的环节： ①人民意图进入一种文明状态或更好的文明状态。政治代表是发现和构建合意的主体，获得的是人民的授权。
大立法权与执行权是两种基本的权力类型，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二者统一于公意，法律无外乎是公意的宣告，而政府只不过是法律的执行者。凯尔森的基础规范成为一个实践黑洞，吞噬了转型法治最关键的问题，即人民行使主权所需要的代表问题。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律状态是哲学家关心的问题，但法律状态具体对应的是什么制度形态，这全然是法学家的事情。如果法规范想要获得实现，仅靠国家强制力是不行的，还需具备常规性。
另一方面，共产党作为人民代表既领导人民立宪修宪，也领导人民遵宪执宪，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二)卢梭：从现实状态转型为理想状态中的政治代表 站在霍布斯的肩膀上，卢梭的政治思想有三个关键性的进步。
需要修改行政法规规章的有45件左右。马克思主要是从拿破仑三世执政期间和巴黎公社的政治实践出发，提出无产阶级应当如早期资产阶级那样紧握政治权力的专政思想。
[45]在这个过程中，人民代表不仅是立宪代表，还是社会理性化进程的代表。注释: [1]德语的现代(Neuzeit)，字面意思即新的时代。五、结语 康德从精神哲学的高度指出，人的行为只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判断，二是执行。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具有普遍效力的规范体系，共产党当然不能自外于法治体系，但是法律制度的基本方向和基本价值决断离不开党的引领和推动。革命也是理念加以实现的一种形式，不管是古代起义时的替天行道，还是现代革命的纲领与宣言。但是，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本意，特别是如何将之付诸实践，却有着太多的争议。
凡属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需要修改法律的可以先修改法律，先立后破，有序进行。在执行权上，人民是可以且应当被代表的，因为执行权不外是把力量运用在法律上而已。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不止一次地指出：人民一旦选举出自己的代表，就会成为奴隶。马克思的专政观立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史观。
⑤转型法治并不反对形式法治，只是认为形式法治在使得法律体系自身具有自足性和独立性的同时，无法回应转型升级的任务。[35]确切说，主权专政是为了实现立宪法治。
[51]另一方面，党可以提出与现行法律不一致的立法建议，但这些建议必须按照法定程序转化为法律规定，也就是必须符合形式法治的要求。正确理解霍布斯思想中的代表，要从他的丛林般的自然状态谈起，代表的作用首先就是使人们摆脱自然状态。[52]习近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2014年1月7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47页。只不过，资产阶级专政指向的是一套符合市民法治国原则的法律状态，而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22-711页。在法学者看来，无产阶级专政和法国大革命时施行的资产阶级专政在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通往法律状态或理想状态的手段。
[15](美)汉娜·佩蒂特：《代表的概念》，唐海华译，吉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第一种转型范式是指从现有状态转型为某种理想状态，如自由民主法治国或美德的共和国。
[14]在中国宪法语境里，低烈度的改革就是在绝对制宪权框架内的改革，宪法符号的本土认知就是中国特色的道路与方法，基本的法律秩序就是社会稳定和民生保障。[18]霍布斯，见前注[16]，第131页。
革命是一种例外状态，革命同法治之间有着最为紧张的关系，这充分体现在建国以来的法治建设上，而初级阶段理论极大地化解了这种宪法紧张。对于法律移植的国家来说，转型就是指移植过来的法律规范如何转化为生活中的常规。[11]革命宪法是指创制于夺取政权的革命时期的宪法，它旨在从法律上确认和巩固革命成果，合法性基础不是过去的法统，而是来自于革命。[53]相较于执行，政治判断更为重要，否则再好的执行都是南辕北辙。
当自然状态不可避免走向内战的时候，转型为文明状态就非常必要。在这个转型结构中，政治代表先是完成从革命者向改革者和立宪者的角色转换，继而完成从革命的实然分阶段地到法律的应然的范畴转换任务。
承担上述改革和领导功能，党需要具备一种中道性格，既有革命者的眼光与气魄，又无革命之暴戾，虽执掌权柄却能廉洁自律、依规办事。[50]参见肖金明：法学视野下的党规学学科建设, 《法学论坛》2017年第2期，第75-78页。
[6]关于最优化实现(Optimierungsgebot)，参见Robert Alexy, Theorieder Grundrechte, Frankfurt/M1994, S.75。[34]在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权力的时候，他们利用国家机器压迫无产阶级，所以资产阶级的法政秩序是有问题的，道德上是恶的。
